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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柏林4月22日电题：“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记者彭大伟

　　马丁·阿尔布劳(Prof. Martin Albrow)是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从事社会学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马丁·阿尔布劳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全球中国学术院荣誉院长。阿尔布劳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已出版两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期与阿尔布劳教授进行了对话。阿尔布劳表示，人类无法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世界，但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围绕抗疫开展的大量合作本身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

　　阿尔布劳认为，西方理解中国抗疫需要理解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以及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所汲取的治理智慧；中国的治理模式下，中央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现的巨大差别。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

　　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供图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

　　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摄

　　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与目标》(伦敦：环球世纪出版社，2021年版)，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早期中国文学中的极美与极丑******

　　作者：刘书刚（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

　　美与丑是人们在日常生活、艺术品鉴中都广泛使用的一对概念。作为艺术形式之一种，文学自然是以美为尚的，俊美的人物，精美的器物，赏心悦目的风物景观，凡此种种历来是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不过，触发审美愉悦的机制是复杂的，有时候，对一些丑陋怪奇的事物的精妙描写，同样也可让人在惊心骇目之后欢喜赞叹，审丑本身即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方式。在早期中国文学中，极美与极丑的书写即已大量存在，这类尝试既有助于拓展人们的想象力，也可促进表达技艺的提升，对于文学的演进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一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美好之下往往暗藏凶险。《左传》记载了一个曲折离奇的桃色故事：夏姬是美色冠绝于世的一位奇女子，陈灵公及两位大臣孔宁、仪行父与之私通，身遭篡弑亡国之祸；楚庄王以平乱为由入陈，被掳回的夏姬又成为楚国君臣垂涎、争夺的对象。最终，申公巫臣运用智术，携夏姬奔往晋国，为此他放弃了自己在楚国的一切，也让宗族陷入灾难。夏姬的女儿同样是天生尤物，叔向想要聘娶，母亲劝阻他，指出“甚美必有甚恶”。“天钟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夏姬母女那惊人的颜值，与一众相关男性的悲惨命运，无疑给当时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将灾祸归结于女色，对夏姬等女性并不公允，只是，极美之物在散发出难以抵御的魅惑的同时，也让人心生恐惧，这颇合乎常情。

　　叔向母亲阐述的美恶相生，主要是从现实经验中总结出的祸福相倚之理，《老子》又将这些朴素的智慧，提炼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老子》第二章）等警句。庄子则在极美、极丑两端同时发力书写，借以阐发自己的诸多思想，其另辟蹊径的思考，与别具风姿的文学风格正相适配，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

　　极美、极丑的书写，都出现在庄子对得道之人，亦即所谓“神人”“至人”的描绘中。《逍遥游》篇中的神人是华美而曼妙的：“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纯粹而高洁的神人，居住在遥远的姑射之山，超脱于凡俗的人间，游走在广阔的空间里，怡然自得，自如无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他诸子所盛称的“圣人”，往往呈现为睿智深沉的中老年男性的样貌，唯独庄子笔下的神人，虽不能明确其性别，就其描述来看，无疑有着浓郁的女性色彩。这种设定究竟有何深意，是庄子留给后人的一个谜团，但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如此令人神往的形象，无疑显示了他非凡的语言天分。

　　饶有趣味的是，在庄子笔下，很多境界极高的人物又是身体畸形、残缺而丑陋的。《德充符》篇中集中描写了这类人物，他们寄托着庄子的人格理想，却有着奇怪的样貌。王骀为兀者，不知是因为先天的残疾，还是后天的处世不谨招致祸患而丧失一足，但其弟子徒属竟然跟孔子一样多，他的魅力究竟来自何处？更夸张的是哀骀它，他“以恶骇天下”，奇丑无比，“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男子追随他不忍离去，女子甘愿为其做妾，这莫名其妙的吸引力，与其无与伦比的丑恶，形成强烈的反差。至于“闉跂支离无唇”“甕[~符号~]大瘿”等人，从名字就可看出形体的怪异，或身形卷曲没有嘴唇，或长有恶瘤大如甕[~符号~]，但他们都让拥有权势的君主一见倾心。显然，庄子试图以此表明，外在的形貌无足轻重，这些怪人之所以有奇异的魅力，是因为他们内在完满充足的德行。

　　身体的畸形、残缺，有时来自造化那无可抗拒的伟力。庄子对于宇宙万物无休无止的运转有着深刻的认识，每一个个体，都裹挟在无穷无尽的变化中，都难免经历不知缘由、不可预测的变形记。他描写过一个叫子舆的人，因为一场大病，变得“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阴阳之气有沴”。由于佝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的脸颊低垂到肚脐处，肩膀高于头顶，五脏六腑因此都在身体上端，体内的阴阳之气也紊乱无序。但他“心闲而无事，跰[~符号~]而鉴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庄子·大宗师》）他知道，这丑陋由造物赋予，与其不接受，甚至心生厌恶，何如以审美的心态，来观察造物那不可思议的创造力。庄子常以“观化”的态度来面对天地自然，变化本为世界之常态，降临在自己身上又何足为怪；而形体的转变越是丑陋，越是不忍直视，就越能凸显体道之人安时处顺的淡然。

　　庄子十分关注美、丑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并质疑人们区分美丑的标准。何为美？何为丑？种种据以评断的原则，往往不过是个人的偏见。他用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例子来说明这点：“猨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符号~]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庄子·齐物论》）猿猴与猵狙为匹偶，麋与鹿、[~符号~]与鱼相交，举世称艳的美女，在鸟兽眼中却是可怕的怪物，所谓的沉鱼落雁，实际上是避之唯恐不及。与此同理，每个人都有其喜好，有各自的审美标准，如果强迫别人与自己一致，或者自以为美，就会让人感到厌烦。“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山木》）以美自居，甚至以此自傲，谁能跟这类人相处而不感到别扭、尴尬呢？庄子力证美、丑之别并无一定之规，是想提醒人们注意事物无比丰富的差异性，每一种存在物都有其天然的价值。

　　神人、至人等不妨美得惊人，也不妨丑得骇人，这本身就说明，美、丑之类的区别在庄子心中并不重要，它们不过是人们强加于事物的，何尝损益事物之本真。虽然无所偏颇，但整体而言，极美与极丑之间，庄子书写后者时花费了更多笔墨，因为这有助于他破除人们的常识与偏见。虽以丑陋为描绘对象，但他纵横肆意的想象力和恣纵鼓舞的行文，无疑制造了一道奇崛的文学景观，闻一多先生即盛赞庄子写丑，说他开出了中国文学中“以丑为美”的新境界。

　　二

　　庄子在文学上才华天纵，但书写极美、极丑的想法，未必是其一人独创，或许是受到了战国时代的娱乐文化和文学风气的影响。姑射之山上的神人为何富有女性色彩，缘由颇难确定，但在摹写极美的文学传统中，美女本就是一个最为重要的书写对象。这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女性是生活中最常见的美好，女色又是王侯贵族的一种重要消遣之物，呈现其姣好面容、要袅身姿和动人情态，自是文学的题中之义，对于一些偏于通俗、助人欢乐的文体而言更是如此。庄子之后不久，宋玉就以描摹美人绝色的赋作为自己赢得了声望，也为文学史增添了新的华彩。

　　《高唐赋》《神女赋》无疑是宋玉用力最深的赋作。两赋情节、文势相连一贯，实可视作上下二篇。《高唐赋》叙述楚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观览变幻莫测的云气，宋玉称其为巫山神女所幻化，而神女又曾向楚之先王自荐枕席。以云气为神女化身，或是因为女子那难以捉摸，又缭绕缠绵的魅力，正与云气相类。不过，此赋的主体部分转向了对高唐自然景观的描写，在《神女赋》中，宋玉才纵笔描摹又在楚王梦中现身的神女。赋中，楚王先复述了梦中所见：“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可殚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神女之来，如日月一般让楚王的眼前充满光亮，细细查看，又是如花似玉、五色相宣，令人目不暇接，令人心驰神荡。

　　楚王又令宋玉以赋写形，试图保留这短暂的印象：“其状峨峨，何可极言。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温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质干之醲实兮，志解泰而体闲。既姽婳于幽静兮，又婆娑乎人间。”通过对其身体各个部位的铺写，宋玉尽可能地展现神女形貌的每一个细节，这位翩然入梦的女性完美无瑕，几乎荟萃了时人对女性之美的所有想象。楚王、宋玉的先后描述，实际是将神女一人容貌做两番描写，更便于作者铺排笔阵、倾泻词源，宋玉也确实不遗余力地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词汇量和骋词造句的能力。这种无所不及、纤悉必具的写生留影，既是赋体的典型修辞特色，也能满足作者的炫才之心。此后，巫山云雨成为成语，不知承载着多少狎思和欲望。

　　早期赋作多与宫廷娱乐活动有关，赋之一体原本有俳谐轻俗的特质。虽然语涉狭邪，高唐、神女二赋的行文实际十分文雅，神女虽入楚王梦中，却能以礼自持，让楚王空留怅惘，可见宋玉已开始尝试提升赋体品格。相较而言，《登徒子好色赋》更能彰显极言美色的风气与当时游娱文化之间的关联，并且，极美之外，此篇也着笔于极丑一面，美、丑两面双峰并峙，相映成趣。

　　登徒子向楚王诋毁宋玉好色，这是一个充满谐趣的场景，宋玉则从容辩解。他说自己东家有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这位女子美得恰到好处，不假朱粉之修饰而天生丽质，但她越不可方物，就越能证明宋玉立身之谨严。至于登徒子，“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面对如斯丑妇尚不能克制欲望，究竟是谁好色，一目了然。宋玉夸张的自辩和夸诞的反击，无疑有让观者捧腹的效果。

　　书写极美是文学之当行本色，书写极丑则反映了追求谐谑的恶趣味。但这并非宋玉偶然涉笔，在当时的娱乐活动中，说丑与称美一样，可能都十分常见，为人喜爱。北京大学所藏西汉竹书中，有一篇名为《妄稽》的俗赋，可以证明极美、极丑的书写，在汉代仍然相当流行。

　　赋中，容貌德行俱佳的名族少年周春，在父母的安排下娶妄稽为妻，而妄稽的丑恶触目惊心，令人不敢直视：“妄稽为人，甚丑以恶。肿肵广肺，垂颡折额。臂夭八寸，指长二尺。股不盈骈，胫大五握。蔑畛领腋，食既相泽。勺乳绳萦，坐肄于席。尻若冣笱，膞膌格格。目若别杏，蓬髪颇白。年始十五，面尽魿腊。足若悬姜，胫若棪株。身若猬棘，必好抱躯。口臭腐鼠，必欲钳须。”即使想象力再充沛，恐怕也无法通过这大段的排比文字，在脑海中复原出妄稽的面貌，她几乎是一个全无人形的怪物。周春无法忍受与其一起生活，又纳虞士为妾，而虞士则是一位秀出人伦的美女：“色若春荣，身类[~符号~]素。赤唇白齿，长颈宜顾。□泽比丽，甚善行步。□□□……出辞和暇。手若阴蓬，足若踹卵。丰肉小骨，微细比转。眺目钩折，蚁犂睫管。”她让周春一见钟情，也得到万千宠爱。

　　妄稽不仅容貌丑陋，还既妒且悍。尽管虞士一再示好示弱，她还是不能接受妻妾共处的生活，对虞士大加迫害，此赋的情节也因此越来越离奇。为了使虞士免于灾难，周春甚至为其建造了一个坚固的堡垒，然而，在他外出之际，墉墙之坚，重门之深，还是阻挡不了妄稽的入侵。她劫走虞士，大加捶笞，虞士命悬一线，幸而周春及时赶回，方才逃得性命。值得注意的是，妄稽之丑与虞士之美，赋中都一写再写，极力铺衍。美、丑甚至有了相互催发的效果：妄稽越是丑拙暴虐，虞士就越发楚楚可怜。

　　这个看起来无法收场的故事，以妄稽病死终结，临终之际，她因为自己的残暴而露出悔意。周春为何会娶妄稽？此赋的一些情节事理上难以索解。不过，“妄稽”即无稽之意，表明此赋纯属虚构，并无意于讲述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对于当时的读者或观众而言，从极美、极丑的反差中，从丑妇作怪的戏剧性情节里获得愉悦，才是赋作最主要的功能，此篇因此具有极其强烈的戏谑、调笑色彩。《妄稽》篇已有残缺，据整理者推算，原文当有三千余字，篇幅不可谓短，堪称早期文学中极美、极丑书写的集成之作。

　　在赋体文学中，摹写美人是一个经典题材，宋玉之后，曹植《洛神赋》最为知名。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丑妇书写在赋体中也代有所作，甚至不乏佳构。相传潘越即有《丑妇赋》，可惜已经亡佚，敦煌文献中则保存了赵洽《丑妇赋》与《丑女缘起》等篇，明清之时，仍有人以此为题进行创作。必须承认，无论是书写美人还是丑妇，都有物化女性的嫌疑，但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这些书写既为文人提供了炫耀才华的契机，也给读者带来开怀一笑的愉悦。

　　极美、极丑的书写，庄子借之阐发哲思，破解人们的执念和偏见，《妄稽》作为一篇故事赋，主要功能在于取悦观众、佐人清欢，至于宋玉，他的赋作有偏向于俗的一面，也有化俗为雅的努力。总之，这组题材出入雅俗之间，有着丰富的面向和多样的精彩。进一步说，极美、极丑的意象在早期中国文学中实际有广泛的存在。《诗经》中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硕人，也有肮脏的籧篨、戚施；屈原作品中大量存在的香草美人与粪壤萧艾，也是用美、丑的对比，来形容诗人与污浊尘世的格格不入。推想事物的极端状态并极力描写，是思维与语言的双重实验，会迫使学人才士们神思飞扬，也要求撰文者提升表达技艺和修辞功力，这无疑有助于拓展文学的疆域，推动文学史的前进和发展。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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